拿到2018年近一期《温州教育》十月刊，触目而见的话题：“小而优”乡村学校，希望通过探访一所所貌似被遗忘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逼近教育现场，沉浸乡村教育，翻开卷首赫然是坚守而自信的《相信未来，相信温州教育》，推荐阅读则是付国涌先生宏大视野的《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以文明史的脉络解构中国现代教育的源与流，由外而内探讨教育如何重构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这又是一期典型的《温州教育》情怀和视野：推开教育某个犄角的一扇窄门，一路追寻纵深的教与育的本源，追访未来教育与人发展的无限可能。

教育众门，改革和未来的追寻

教育可以有多少个维度和视角打开？罗列近年部分《温州教育》的卷首与话题或可见一斑——

2015年6月刊卷首《九零后袭来》；关注话题“勇敢一跳 成为民校校长”；2015年11月刊卷首《让校长成为校长》；关注话题“走近民办学校的校长”；2015年7-8月刊卷首《全人之美，善哉》；关注话题“智创未来”。这是中国教师报李炳亭主编曾断言“2015，课改‘升级年’”的时候，是新课改在课堂、在师生间各种深化、探索的热络期，《温州教育》这几期已直面整个教育体制问题：目前教育过度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公办教育改革举步维艰，但参照美国的特许教育和英国的自由学校是一条不错的路径。并以上海是著名的特技教师程红兵《我为什么去深圳》一文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和思路：“（民办学校）校长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可以有自己的教学理念，自主招生自主权，校长自己管理学校的权力……给校长不参加任何评比、检查、考核的权力。”以开放的姿态鼓励校长们为践行教育理想“勇敢一跳，成为民校校长”。同时，以前瞻的目光聚焦后喻文化时代九零后的创业成长之路，从李一格、李逸凡以及郑大为、吴程程等新时代学子的“互联网+”思维和国际视野出发，反思传统教育模式的局与限，探寻如何“为明天培养人才，创造未来而不是复制过去”的未来教育的可能。

2016年6月刊卷首《新德育的价值》，关注话题“学校新德育”；  2017年9月刊卷首《美的创造 美的教育》，关注话题“教育创意之美”；2017年10月刊卷首《涵养学校文化》，关注话题“走进名校”（从泰戈尔创办的儿童实验的学校说开来……卷首：所谓名校之名，其实质在于有历史，有名师，有故事，有文化）；2017年11月刊卷首《重新想象作业》，关注话题“聚焦作业”；2018年6月刊卷首《因研究而卓越》，关注话题“微调研”；2018年9月刊卷首《核心素养，面向世界与未来》，关注话题“聚焦核心素养”；2018年10月刊卷首《相信未来，相信温州教育》，关注话题“‘小而优’乡村学校”。

如上历年的卷首主题和话题探讨，话题涉及课堂、作业、教学、教研、德育等教育不同的组成，兼之传统教学、新课程改革，未来教育等教育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还涉及公办、民办，名优联盟校、乡村小校等不同的教育实体等等，不一而足。纵关注观话题之广，却从未改变追问和思考的深度：对于教师发展，学会从课堂出发去追问，学会对当下的教育对象、手段、目标等做调查研究，引导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大道”，做“真实的研究”“有品质的研究”，推动教育研究从经验向实证转向；对于学生发展，不断展介寻访更多诸如创客、阅读、微电影、戏剧等等课程，探寻在“打破校园围墙、链接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无限可能；对当前教育改革，从“聚焦作业”、“聚焦核心素养”，一直保持特级教师崔成林《课堂教学改革的10大追问》的直面勇气，不断追问“课堂设问是‘解惑’还是‘激辩’”，“课堂活动是‘展示’还是‘反馈’”“教学评价是‘外在’还是‘嵌入’”，“教学设计是‘分散’还是‘整体’”，最后直指“课堂教学的策略、实施是‘模式’还是‘要素’”的深度“改课”。

《温州教育》尝试推开的每一扇门，无论是延展教育视野还是探索教育源流，描绘的正是从当下的教育之问走向未来教育的发展之路，也正是温州教育的温度和追寻。

非虚构文学之门，真实世界的追寻

     以百年为度，上下千年，东西横贯，非虚构写作、虚构写作两线并表，中外并进，大开大合的长度却不减鞭辟入里又独具慧眼的深度。一时间中国的《春秋》、《左传》、《史记》与《诗经》、《楚辞》、《战国策》齐飞；西方从古希腊荷马、古罗马的希罗多德到15世纪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到18世纪的伏尔泰，汪洋恣意，文脉绵延。

     这是2018年有些料峭的立冬过后的年尾，《温州教育》主办的“白话文百年虚构写作之美”的论坛现场，邀请温籍著名历史学者、儿童母语教育的践行者傅国涌先生做主题讲座。这是怎样的一场酣畅淋漓思想盛宴： 一只话筒，两颊笑靥，无片纸只字，随口吟诵：“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随之以自己非虚构写作《大商人》中某篇的开头为例，说明其一两百字的开头是阅读一百万字以上的材料基础上提炼所得，即非虚构写作的每一句的背后需要有确切的事实做为支撑，可见非虚构写作对真实世界之人与事观察的。亦可见文章开头之难之重，以托尔斯泰几易其稿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虚构文学的经典开头为例，蔓延类比西南联大的中文课堂上，老师沈从文对学生汪曾祺写作的指导“贴着题目写”，并以题目为线一网打尽目前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大家的非虚构写作：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赵越胜《燃灯者》、徐晓《半生为人》、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原名《最后的贵族》）、北岛的《城门开》、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等，演绎论证“贴着题目写，贴着人物写，文章就不会落空”的写作为文之技。

     就这样游走在历史洪涛里却全然不失细腻之美的文学之旅，座中同仁大有昔日陈丹青等学生美国寓所听得木心文学讲学后豁然顿开之感念。然则，文章的题目、开头、切入等具体有用的技巧仍是写作之“器”，写作之“器”形而上的非虚构作文之“道”才是真正的意义：是对真实世界无限可能的追问和追寻。正如《温州教育》于九月的乐清的那场“让写作成为教师的核心能力”教育论坛中，作家苏羊所呈现的跨界教育者非虚构写作形态：文学写作是虚构的，抒情多于观察，看不到真实的孩子。而《温州教育》刊发的专栏随笔却是能看见一个个真实的孩子的教育写作，是非虚构的写作，从而遇见她的美与真。更如付国涌先生从《过去的小学》、《过去的中学》、《给教育燃灯》、《如何培养好公民》、《寻找语文之美》、《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等非虚构写作，逐渐走向五十岁时明晰的教育心愿“廿年杭州梦，醒来童子师”，重新回归儿童母语教育，与儿童站在一起，和未来的世界站在一起，发掘孩子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想象力，让每一位孩子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不断自我完成。

  同样以非虚构写作著名还有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纪实性著作闻名的教授作家梁鸿。她直言：“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正对生活，对远离真实生活的怀疑。于是，“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自己的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最终，她于2008年重新回到梁庄，拿起相机和录音笔对自己生长的村庄及那些熟悉的人与土地，进行细致的记录与考查，两年后落笔为文，有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全景式展现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最后，在生活中各类打工者，依附在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终于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并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不再假装对真实的生活的无视，是一种勇气，不推诿，不矫饰，是为人为文的责任。

时代之门，人之为人的找寻

沿着《温州教育》的推荐按图索骥去阅读，特别是付国涌先生推荐之当代散文大家系列，不经意间触摸到几扇被历史雾霾尘掩的时代门扉，推将开来却赫然发现了我们民族曾经那些战火沧桑和人文异化的时代，并不只是历史书上几行字正腔圆、慷概激昂的仓促文字，有多少闻名或无名的灵魂去倾其一生坚守或追寻人之为人的精神家园。

先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原名《最后的贵族》）书中一个令人印象最深的一次穿着细节说起：文革时期章诒和父亲章乃器和章伯钧有一次难得的会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原来这就是“人”的样子？！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统一着装的年代，全国一片蓝色、绿色的中山装或干部装的年代，在国家和集体面前个人不应该有自己的颜色、服饰和喜好的年代，穿一件自己喜好款式的整洁的、体面的衣服，应该是一种寻找，在一片面目模糊、语焉不详的形象里找回自己，人堂堂正正的不同于别人，不同于物品，人才开始成为“人”吧？

在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里，在1958年右派“劳动教养”的夹边沟劳教农场也有一个执着坚持“人”的形象和行为的人，历史学家安兆俊，死了。在那个一天七两两稀一干口粮，一年到头在盐碱地挖沟、开荒的高强度劳动改造的农场，在思想政治上对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肃反斗争年代，安兆俊却要这样活着：（劳教同伴叙述）那家伙迂的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蘸一点杯子里喝的开水，就那么擦。分饭时，别人到手就下肚，他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歌，咿咿呀呀，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这么坐着死的。……

原来，象“人”一样活着是要死的，死了埋在哪里已无人知晓，或许也无需让人知晓，因为那个口粮严重不足的劳动农场，“天天死人，干部也不管了，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去放门边，他们就捡走，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终于明白那个像牲口或物件一样存在的时空，像“人”一样活着是多么艰难和触目惊心。所以“在集体中听人摆布，早就没有了自我”的高尔泰，为了能“拥有自我，拥有世界”，做一个精神上“自由的人”，躲过大搜身，私藏了自己的日记。但这本要命的日记也成为了他的日日滋长的“恐惧和噩梦”，想象事发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宣告他抵触改造，欺骗党和国家……而这一切做自由“人”的渴望和忧惧，正是另外一个像“人”活着的安兆俊，偶得日记的悄悄丢到灶膛烧了，并告知作者自己看了、喜欢但只好烧了，两人像真正的“人”紧紧地、持久地、微微抖动着握手，完成了“人”的认同和交流。

用当代文学的亲历者徐晓在《半生为人》的一段话总结那个时代吧——《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所以在那个不准产生任何其他色彩的时代，高尔泰在猎猎长风、寂寂无边的敦煌莫高窟，即使独坐山顶，默对洪荒，也没能绕开“红与黑”的站队和斗争，感觉要被这个世界“活埋”了。为了让自己不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明知充满玩火的危险，还是再次书写：“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人之为人的找寻，让他获得“复活”，也借机推开一个时代的黑油大门，透进些许自由的光……

推开众门：教育的、文学的、时代的，每一扇门后都掩映一条路，只是那门是起点？还是抵达的归宿？那路是方向，还是门的延展？是满满的求索。还是推倒重来的追问？

只怕我们这些“存在主义者”即不能回到当初的出发点，也不能游到彼岸，而只能在湍急的河水里挣扎。

即便如此，仍是追问的意义。

                                                                                                              高中历史：严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