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因为距离阅读前面三本书的时间有点久远了，还是当初在阅读它们时没有用心去读，在《失踪的孩子》这部书中，才渐渐知道了莱农的书是有关于女权主义方向的。因为是“渐渐知道”，所以是第一次明晰地察觉到她的书是多隐晦地包含着这类内容。

或许从她在与彼得罗婚姻中开始疯狂迷恋上尼诺的时候，在我的潜意识里，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了。以至于后来，在安东尼奥向莱农和盘托出所有关于尼诺多情的证据后，莱农的表现真的挺让我失望的。在尼诺消失后，她正在邮局排着看似无休无止的队伍时，她向自己发问，“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我要真这样浪费时间，我的女儿和那不勒斯会把我吞没。我不学习，不写作，我失去了自制力。我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了远离这里的生活，但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

莱农在60年代开始写书，配合着想要向上的欲望和对周围事物的唾弃，书的主题模模糊糊地贴合了当时女权主义的萌芽时期，她甚至可以说是被半推半就地认识了女权主义。莱农的女权思想伴随着向上的欲望出来。彼得罗最后一次来那不勒斯的时候，对莱农半开玩笑说她是半个女权主义者，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

莱农一直想要离开那不勒斯的城区，也通过最有效的升学通道离开了那不勒斯。隐隐地，一直没有看出她的最主要的目的，直到第四部的后半部分出现最重要的一句话，“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一道隐藏在这部女性小说里最重要的线被揭示——提升社会地位。

在书中，提升社会地位欲望最明显就是尼诺了，其次是莱农。

在一定程度上，莱农凭借了她和彼得罗·艾罗塔的婚姻，社会地位登上了一个新阶层。尼诺则游缘在各位女士身边，东一点西一点地拼凑搭建需要向上一个阶层的石梯。在莱农和彼得罗离婚之后，莱农在米兰出版社要出版的书受到了阿黛尔的阻拦，阿黛尔曾经亲口和莱农说，“从我这里，从我丈夫身上，你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相反，我之前给你的，我都要拿回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莱农的公公奎多·艾罗塔在热内亚向莱农给出了他对于尼诺的评价，“萨拉托雷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一语成谶。奎多·艾罗塔预示了尼诺的政治生涯。

在一场贪污腐败的检举风暴中，尼诺和奎多·艾罗塔被加入贪污分子名单。尼诺在那场政治漩涡中被牺牲了。而在之后，尼诺为了不被丢弃，他在拼命地抗争，他转变了政治立场，越来越偏右派。1994年，他又重新高高兴兴地坐进了议会。

而奎多至始至终都未被叫到法官的面前，但报纸和周刊每天在谈论到腐败问题时都会谈到他。在莱农和阿黛尔的电话谈话中，阿黛尔说了最后一句，“他唯一犯的错误，就是他周围全是些没有底线的新文盲、贱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

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心里咯噔了一下。脑海中突然冒出为提升社会地位而努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姿态是“爬”。他们的状态是“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