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这本书，我又看到了这本书的封面，这显然是一个寓言：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其乐融融，但是四个人脖子以上的部位都空空如也。这幅图按照尼尔·波兹曼在书中的意思应该是“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四人都没有了脑袋，因为人被电视机控制住了，被洗脑了。长此以往，脑将不脑，人将不人。这正是尼尔·波兹曼的担忧。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奥威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也就是说 尼尔·波兹曼认为文化消亡的可能方式，是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无聊信息的海洋中（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而不是因为暴政对信息的封锁（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中的预言）。尼尔·波兹曼的整本书都在不遗余力地对赫胥黎的担忧作进行注解和论证。

由此尼尔·波兹曼追溯了媒介的变迁，认为“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 由此，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更迭，必然改变人们在旧有媒介时代所形成的思想传统。以阅读为特征的文化推广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具有关注历史和未来的能力。因为文字描述的抽象性决定了参与者必须进行相关的思考，关于文字的思考是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阅读习惯培养了辨识、选择、判断的能力，也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

而电子时代的阅读是忌讳思考的，它以现时为中心，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作为瞬时和图像的二重奏，使人们既失去了传统，又放弃了思考，把我们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

  因此，波兹曼把电视技术的引入与现代性的消亡联系起来，关注技术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印刷文字的修辞深深植根于阅读和谈话的平衡中，而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话语打破了这种平衡，它把重点从传播的口头形式转移到了视觉形式，“某个文化中的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第一章“媒介即隐喻”中，钟表的比喻让人印象深刻（P11-12），路易斯·茫福德便是发现这种信息传递变更的观察者之一，作者称他为“伟大的观察者”，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缺少涉及的领域，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很显然，钟表改变了人们认识时间的方式，虽然钟表只是在那儿“记录”时间，又比如电报改变了我们对时空的看法，电视改变了我们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形象太差的人再也难以当选美国的总统。同样的，眼镜的发明不仅使视力矫正成为可能，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而显微镜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现，隐形世界控制着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通过揭示媒体-隐喻的强大暗示力量和媒介对认识论的影响之后，作者开始分析电视这种媒介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公众话语变成彻头彻尾的娱乐的。的确，在电子和图像革命之后，电视控制了人们，电视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在使社会变得充满娱乐色彩。   

   实际上今天我们不难理解媒介本身带给我们生活方式与思维结构的改变。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正是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的时期，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今天，新媒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出现了，如计算机、博客、微博等，那么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和担忧过时了吗？我想尼尔·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是有着自己深刻的预见和尖锐的批评的。有人会持这样的观点，“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他们价值的是他们的使用方法。”沿用到媒介身上可以这样表述：媒介本身是中立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事实上，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你意识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