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心闲到世俗到飞跃

     ——读《“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有感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史素青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一个细节描写，隐隐透出诗人所约之客久候未至之余的丝丝缕缕的失望；“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这里的闲适多了一份忧愁和无奈；“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写下此诗，苏轼虽已离开天堂杭州改任密州之时，但逆境之中还是那个本真的、狂放飘逸的、闲适自得的苏轼；“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诗不着一闲字，但渔父的闲适，却因这一首诗让人羡慕不已……事实上，唐诗宋词浩如烟海，又岂只是这几个“闲”字。白居易说：“又或公退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这一个个明确的“闲”字，或不落痕迹的“闲适”之意；这一首首闲适诗，或似闲而非闲的境界，曾令多少人心生向往之情！

林语堂先生说，闲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性格。此语，如雷贯耳！

《“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一书，更是让我有种相见恨晚之感！

我很诧异于作者苏状的才华与智慧何以如此了得！

《“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一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整理之作。作者从纵横两方面，对作为审美人生意义之“闲”的历史文脉和关于“闲”的范畴群落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分析，给人以内容厚实之感，启迪良多。原来，“闲”字看似稀松平常，却早已进入美学范畴，并观照我们的人生。

闲情作为一个美学观念于六朝时代的确立，在以后千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文人一个略带皈依色彩的故乡。这个闲情，就是中古文人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优雅恬适，历久弥新。因为有了这个美学观念的浸润，中国文学从观念到面目都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

与先秦时期提倡“心闲”相比，六朝唐宋的闲更加侧重于“身闲”，注重身体健康和环境优美。如《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中说：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文人们逐渐开始务实。但同时文学由于闲的发展也有了发展，出现至关重要的“闲笔”，所谓闲笔，闲心细笔，文所本无，事所必有。曹雪芹就是“闲笔”的大师，他的《红楼梦》是展现闲笔的一部杰出作品。 

但是，如果不是苏状的这本书，我恐怕不会对“闲”字心生好感，恐怕更不会因此而去关注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闲”趣，也不会明白“闲”之于生活、之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闲”是却一步步地走向世俗化，特别是明清时期达到了世俗化的高潮。从先秦到明清，文人之“闲”是一个由以内在道德超越为主的“心闲”向以感官休享为主的“身闲”的逐渐下落的过程。先秦的庄子从心性的高度提出“心闲”，魏晋南北朝时下落为“清闲”，唐宋虽然某些方面有了发展，但是总的来说仍是下降，到了明清时期，就是非常明显的世俗化的“闲”。

究其原因，是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且受到“心学”的影响。

泰山学派说：“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直接提出解放人的天性，由此看出，此时明清文人的心灵已经开始消融于日常意识中，心的道德超越意义已没有那么明显。到了晚明，更是到了世俗化的高潮，就是商业精神的兴起，虽然不是人人经商，却是人人“商其志”。如士人之读书，是为了“商禄”；农民之力作，是为了“商食”；此外如工、隶、释氏、老子之徒，都存在一种商业精神，这使得明清文人人格开始普遍下落，如明清的一个流行称谓“山人”。“山人”最早出现于《左传》：“‘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这里的“山人”是说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但到了晚明的 “山人”，是没有固定官职的人，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依靠自己的才艺在权贵富室中“帮闲”，是对经济利益上的一种追逐，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说的更难听一点就是“打秋风”，这时候的 “山人”已经脱离道德的第一价值目的。

   有人说，缺乏闲暇，人类永远会是工作的奴隶，被束缚于狭隘的世界之中而脱身不得，没有闲暇，人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动，文化就无从产生。托马斯在《名言集锦评注》一书中也说：“为了人类社会能够变得更和谐完美，我们当中需要有些人去过无用的深思默想的生活。”

时至今日，这“闲”字却成了今人的一个奢侈甚至可恶的字眼，甚至还被人视为民族劣根性。

多可怕的发展，或者说这是多可怕的倒退！

打开这本《“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吧，借她拨开我们眼前的迷雾，借她反思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追求闲暇的至终目标就是期待能够把这样的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借以拓宽我们的观物眼界，然后丰富我们的生活内涵。这一点认识， 谁又能否认呢？